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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冠疫情时代美国大学的走向

2021-05-26 09:37:32分类:本科申请 阅读:

 

摘要:过去几个月,新冠病毒疫情成为高等教育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后疫情时代的大学将出现若干明显的变化如:大学经营模式逐渐优步化,教育变得更廉价和更具私人定制色彩,学校成为终身学习的中心,大学的公共利益定位和承诺得到加强,人文学科的危机加剧等。而困难和危机也迫使人们认识到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同样不可或缺,从而去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社会的关系。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颠覆了现代人的生活,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它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疫情动员整个社会起来应对即刻的挑战,打开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大门,加快了按需定制教育模式的发展步伐,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在线学习的思考,让学校逐渐成为让每个人辨认和开发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这次新冠疫情也迫使大学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而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疫情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迫使人们去思考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的价值,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社会等的关系。

一、后疫情时期美国大学的若干走向

历史学家凯文·加南(Kevin Gannon)说“从来没有比当今在高校教书更困难的时期了。”新冠疫情爆发是完全恶化现有条件的“黑天鹅事件”。大学的经营模式、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不断强化的公共利益承诺以及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加剧等是值得关注的一些走向。

(一)经营模式的变化

疫情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就高等教育而言,经营模式预设了教育学生的投资得到回报,但上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从中的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确定;免费的和方便的在线教育规模更大,成本更低;加上疫情逼迫的在线课程试验大幅度降低了家长、学生、老师、大学管理者本来对在线学习的抵触心理。大学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其长期以来的经营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大学分化难以避免。美国大学的后疫情经营战略大致可分为三种:(1)增强版沉浸式寄宿模式(2)结合在线学习和面授学习的混合模式(3)完全在线模式。

新冠危机使得小型住宿文科学院的最大优势一下子变成最大负担,这些学院本来宣扬其以体验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学生远离家庭参与开放式讨论,学习合作解决问题及课堂和宿舍冲突管理,培养交际技能、情商、人脉、身份认同和自力更生等。本已在悬崖边挣扎的学院就被疫情一把推下了悬崖。当然,偶像式住宿学院生活体验将更加奢侈,成为有钱的学生和学院才能享受的特权。拥有国际声誉、名牌企业用工单位和影响力校友等优势的一流大学会利用疫情机探索将在线学习优势变为巩固其传统优势地位的方法,如怎样利用新数字技让寄宿体验更好,或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或混合型学位。

混合模式则是试图在降低学费和扩大招生之间保持某种平衡。采用在线和面授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将利用现行的在线教学试验为其提供实时数据,辨认出哪些课程可以被替换,哪些可以通过在线课程来加强或补充,哪些课程不能转为数字媒介?学校需要决定每门课究竟怎样上最合适?依靠数据支持来确定面授课、在线课、同步或异步等的最佳比例和最佳的学费额度等。这种模式操作起来更复杂一些,但可以获得最大灵活性,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第三种则是完全在线模式。其实,强调规模、速度和效率的在线学位并不新鲜,但名牌公立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转向在线教育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在线教育的信心,它们的加入可能改变游戏面貌,通过提供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学位而优化这个生态系统。之前,大学往往采取垂直整合模式,从招生到授予学位全程包办,但现在开始考虑将某些领域外包给合作企业,如技术平台、幕课公司edX、硅谷教育创业公司等,或通过整合多家公司促成教育成本的降低,或通过发挥杠杆作用将课堂体验相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南加州大学的莱恩·伯伊德(Ryan Boyd)特别强调了可抛弃性逻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那些模仿企业高管,遵循新自由主义成本效益的大学必然求助于私有化,将很多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如Schoology、InstaEDU、Smarterer和Knewton等教育技术公司,削减专业设置,大规模裁员和聘用更多兼职老师,在老师抗拒和学生质疑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在线课程转向。大学为了生存会想尽办法使其服务让学生能承受得起,或为职业前课程和在线课程打折降价,或与在线学习平台合作分享利润,让人获得便宜得多的在线学位选择,或采取更主动和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如联合培养、共享管理服务、集体采购、资产转移等共同成长和双赢交易产生净收益。

大学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将造成推崇竞争而不是合作,推崇知识私有化而不是自由交流的管理模式,会破坏批评的自由。在线教育使得寡头垄断公司找到新的市场机遇,它们将削弱大学的自主性,潜在地限制学术自由,因为私有企业在技术市场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功能是与教育的公共服务功能对立的。大学理事会美国教师联合会会长米亚·麦克弗(Mia McIver)用“优步大学”(Uber University)指那些热衷于利润丰厚的教学设计平台如课程管理、视频会议、监考和反抄袭系统的大学,指责它们是联系从事教学服务的独立承包商的中立性平台,教学本身却偏偏不见踪影。大学的优步化趋势恐难以避免。

(二)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

新冠疫情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在线学习的认识。技术让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变得便宜和方便,但高质量的、手工定做的商品在奢侈品市场仍然有销路。同样的情况,高质量面授课需要额外付费,而远程教学就便宜多了。疫情加速了高等教育更多特别订制和更便宜的趋势。如果经济衰退长期持续,教育需求可能增加,但学生对价格将变得更敏感,大学需要提高竞争力,展示面授课程的价值,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

新一代数字技术——智能手机、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版现实逐渐成熟,教育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转变,从课堂教学向虚拟学习转变,从必修课向超级个性化课程转变,学生从知识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转变等,在超级个性时代,我们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特别的需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定制式的个人化学习使课堂互动纯粹以课题为基础,专注于解决问题。作为副产品,学习成为越来越多成年人可获得的终身体验。普渡大学国际部副校长拜蒂·范登伯什(Betty Vandenbosch)认为,在线学位教育给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按需定制的教育模式,教给他们技能改善职业和收入,允许学生在合适的时候学习。教育变得更具个性化,类似于在家上学,学生按自己的节奏在任何地方学习。

不过,对于借着疫情杀回来的教育技术狂热,麻省理工学院贾斯廷·赖克(Justin Reich)依然具有清醒的认识,他列举了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的三种态度:

(1)魅力无穷型,如纽约大学的司各特·加洛维(Scott Galloway)预测二线大学即将终结,未来的超级大学不是幕课平台如Udacity或Coursera而是与大技术公司合作的增强版常青藤大学,如与谷歌合作的麻省理工、与微软合作的加州伯克利。

(2)怀疑主义型,他们对教育界痴迷于数据收集和监控文化以及与圆形监狱相连的远程监考软件充满疑虑;

(3)中间道路补锅匠型,崇尚渐进式改善,希望用研究和批判制衡乌托邦狂热。

在这三种态度中,他似乎倾向于支持第三种,因为历史经验并没有证明技术的整体颠覆性,幕课、适应性导师、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学习分析法和其他革新在高等教育转向在线学习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疫情中用得最多的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已经商业化应用的学习管理系统和视频会议。疫情过后,学界会进行适应性调整,但若指望疫情彻底隔断传统,肯定会感到失望。

(三)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

疫情让大学逐渐成为让每个人认识和开发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高等教育的使命不是追逐或赶上最新的社会潮流,而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全球公民的素养。教育正在处于重大转型中,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无教师的教育体系正在快速出现。我们要让学生为还不存在的工作做准备,使用还没有发明的技术,解决我们还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高等教育必将成为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美国大学协会(AAC&U) 特雷尔·罗德斯(Terrel Rhodes)提出高等教育使命的若干变化:(1)从绑定座位时间的学分体系转向能力和熟练体系;(2)从强调专业和通识教育转向焦点集中在学生的整个教育通路;(3)从传统的字母等级计分制转向学生一段时间内学业中展示出的学习能力应用;(4)基于知识传播的前述学习途径转向偏爱基于创造意义和理解的途径;(5)不是为少数受到偏爱的人提供深入学习的机会,而是确保所有学生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高强度实践(HIPs)。

这些变化体现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20世纪应对大学扩招的简化论维度转向强调培养21世纪学生健康和幸福所需要的更高程度技能和能力。没有艺术和人文、科学和职业的二元对立,没有软技能和硬技能,相反有广泛的必要技能,学院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自由教育,学生有很多机会不仅为工作世界做准备而且为全球环境下的终身学习做准备。当今大部分在校生是在真正全球化的时代长大的Z一代,是被技术定义的一代,害怕独处(FOBA)和FOMO(害怕落单)表达了他们对即刻交流和反馈的期待。而更年轻的阿尔法一代(Generation Alpha)是2010年之后出生,他们有“推土机父母”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清除。到2030年,他们进入就业市场时,85%的工作都还没有诞生呢。学校成为让每个人认识和开发自己优势的场所。

(四)更清晰的公共利益承诺

这次新冠疫情也迫使沉溺自我的大学将焦点集中在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想方设法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而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夏威夷大学校长大卫·拉斯纳(David Lassner)列举了该校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兴服务,创造更持久、更具弹性、更平等的未来的如下举措。

(1) 更多参与夏威夷居民的高等教育和培训:社区学院为每个岛的还没未考虑上大学的居民提供开放的、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来支持,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在线的、混合型的、夜校/周末等)提供企业和学生需要的课程,让失业者、就业不足者和渴望提升者抓住机会获得晋升或改变所需要的教育和培训。

(2)让夏威夷居民准备好填补需要的就业岗位如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工程等领域,强调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途径如实习、学徒和用工单位的培训项目等。

(3)播下新经济领域种子和开发旧领域的新途径:几十年来夏威夷一直在强调需要创新和技术来弥补旅游、蔗糖和菠萝等支柱产业,但进步有限。要加大力度培养电脑科学和工程人才队伍、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创造性的媒体产业。重新思考提高食品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活力的新途径,开发“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如健康旅游、生态旅游、公益旅游。

(4)强化夏威夷大学研究团队作为经济和思想驱动引擎的地位:巩固大学科研在经济和思想复兴中发挥的作用,优先发展医疗、农业、电脑工程等产业,继续确保优势产业如海洋科学、天文和空间科学、环境微生物科学等。很多领域并不新,但疫情的教训让我们认清迫切的需要。

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校长南希·坎托尔(Nancy Cantor)也呼吁高等教育加强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在他看来,大学若更加开放,更多为公众服务,提供更多公共利益而更加接近公共利益的光谱一边,就能帮助消除其合法性的危机。他提出的大学改造方略是(1)扩大师生群体的多样性(2)承认和奖励参与公共事务的学术研究(3)需要培养大学和社区之间相互支持的长久关系,将大学视为社区的平等伙伴,回应文化、企业、政府和社区等其他领域的建议(4)创造影响生态系统,克服竞争性本能,实现跨学院合作等。做到这些,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学术与服务、科研与教学、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虚假边界自然没有那么清晰了。职业主义和人文,自我利益和服务并非不可调和,学界复兴与社会复兴连在一起。

不过,普林斯顿的大卫·奥斯丁·沃尔斯(David Austin Walsh)不像这些校长这样乐观,他最近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人们常常觉得大学是自由派的堡垒,其实大学的当权者往往是政治保守派,他们倾向于稳定和安全。随着新一波在线教学转型和紧缩措施,多样性承诺可能被牺牲掉。大学会变得更有利于白人、异性恋者和门槛更高。高等教育历史上在扩大教师多样性方面的记录让人对后疫情时代的大学不抱多大希望。[18]

(五)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加剧

新冠疫情的冲击让本已困难重重的人文学科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危机中。目前在保险公司做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历史学博士泽布·拉森(Zeb Larson)讲授了他为何逃离学界进入编程训练营。大学文科教育急需重大改革,要么教学改变,培养能就业的人,要么停止博士点招生。改革博士教学,加入量化研究训练或编程来创造更多样的研究者,让博士更容易找到工作。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人文研究的定量转向和依靠电脑计算的行为科学热潮。其代表人物都坚定地相信数据、算法、电脑能够取代诗歌、绘画和哲学,他们以为依靠数字、图表、预测性的算法就能改变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为并预测未来。哈佛历史系教授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说,2010年后的大学科研往往遵循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模式,企业委托、学术探索和大肆兜售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大学的科研课题申请似乎只要里面有数据,能得到两百万美元的资助,什么问题都不问就一路绿灯。

但是,在逐渐走向电脑被模糊控制的体系中,在信息被电脑过滤的世界,机器学习批评更加重要,我们更需要传统人文技能,需要分析假设和评估论证,需要理解机器的局限性和可靠使用,需要人类行为的模糊和易变模型,需要历史学家的谨慎和相对论的传统看待电脑世界的客观性,需要有对数字的健康怀疑,需要求助于人文学科探讨文化问题或反思方法的历史和社会隐含意义。质疑人文学科最厉害的恐怕是人文学者自己。学习人文学科的目的何在?这问题本身就反映了人文学者的焦虑和绝望,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信心危机和自我认识失败的危机,即想象力和理解力危机。

主流教育理论认为,文科是为了世界的,为文科辩护的人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文科促成有效聚敛财富如硅谷推崇的哲学,文科对创新必不可少,促进繁荣。一类认为推动社会和政治利益如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繁荣作为终极目标是不够的,民主公民素养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认为思想生活是要实现社会变革,但超级道德化和超级政治化的文化的危险在于,在争取社会和政治目标时,所有人类利益要么被使用,要么被抛弃。

詹姆斯·朗(James Lang)在为圣约翰学院教授细娜·希尔兹(Zena Hitz)的新书《迷失在思想中:智慧生活的隐蔽欢愉》写的书评中说,高等教育的工作有潜力帮助师生去追求可能最好的生活,思想生活让我们克服时空和社会限制,参与作家和思想家的对话。这个避难所能让我们获得新视角看待周围环境和人类遭遇的问题。困难时期,我们很容易忘记进入学界的初心,忘记对学习的热爱,对学科的痴迷和就根本问题和深刻问题对话的欲望。这种反思时间尤其宝贵,毕竟我们需要激情来帮助度过危机。这种评论与弗吉尼亚大学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的话形成共鸣,“大学之后的思想生活场景可能是人们聚在一起读书、交流和思考,不是因为需要中产阶级生活的证书,而是因为渴望获得这种活动承诺的好处。思想生活比任何具体一所大学的命运更重要和紧迫得多。

我们无需为人文学科辩护。在墨尔本大学的西蒙·图灵(Simon During)看来,人文学科世界的边界是开放的(各学科内没有清晰边界)和有限的(和科学世界不同),其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多样化,且一直在大学内外繁荣发展。人文学科是不同学科的集合体,往往与大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哲学、历史、文学、古典学是现代人文的核心,但不断有新学科诞生,各学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文学批评暗淡了,但文学本身可能还繁荣,人文学科消失,新的社会和文化组合可能出现,无须大惊小怪。

二、对教育深层问题的反省

这次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反省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不得不重新确定优先选择。

(一)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培养职业能力而且在培养公民能动性。教育是民主背后的推动力量,培养民主参与,支持政治平等和经济公平。哈佛丹尼勒·阿伦(Danielle Allen)认为,公民能动性涉及三大核心任务:围绕公共问题进行不涉及利益的协商;旨在改变社会价值观的框架转换;涉及利益纠葛的“争取公平权利”。理想的公民应该能符合道德地完成这三大任务。大学需要培养诊断社会问题的能力、道德推理的能力,因果分析的能力、理性说服他人的能力。这与亨利·吉鲁(Henry A. Giroux)形成呼应,他坚持认为抵抗政治的核心是严肃看待教育位于政治核心的地位。

这次疫情危机不仅是健康危机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根源于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政府否认公共健康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同时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财富、收入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有关,也与民主价值观、批评性教育和公民素养危机分不开。它是新自由主义发挥核心作用的全面政治和教育叙述的组成部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丑陋的真面目。我们必须先批判性地理解社会问题,然后才能采取行动,以此作为赋权和解放的力量。“最紧迫的任务是自我清醒意识到地通过深入批判现有经济和社会制度来构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新政治框架”。

长期以来,上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穷人命运,增加社会流动性,改善不平等状况的主要途径,但哈佛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最近在新书《贤能独裁》出版之际接受采访时说,即便最完美的贤能政治也不公平。大学学位现在成了做任何体面的工作都不可缺少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大学提供了流动性,但它被共和民主两党看作机会的仲裁者、证书颁发者和分类机。单靠高等教育解决个人向上流动和不平等问题未免过于狭隘。

(二)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教育离不开技术,但技术使用不当可能反受其害。技术让我们的每个时刻都填满了感官刺激,但这种痴迷对心理健康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大学内外不乏对教育市场虎视眈眈的教育技术公司感到警惕,对技术的消极影响感到担忧的人。《第一要务》编辑马克·鲍德莱恩(Mark Bauerlein)担忧学生受到技术文化的影响。因为学生学习、阅读、写作、看视频和老师交流、考试、做作业的工具与他们玩游戏、分享照片、观看视频、发短信、点餐、发微信的工具一样,学生很难将屏幕主要作为学习工具。威斯里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不是在线课程怀疑论者,他在幕课平台(Coursera)的课程有10万学生,疫情期间,每周都有上千名新生选择他的课,但他警告疫情正在做大萧条以来幕课及其硅谷鼓吹者没有能做到的事——解除大学体验的捆绑。他觉得学生对春季学期在线课程的失望不是因为Zoom特征不酷,而是因为科研和教学、体育和艺术、上课和社交生活的结合让学习更深入和更有满足感,人们面对面的活动和互动才能强化学习体验。

政治哲学家和摩托车修理工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的论述对教育界人士同样具有警醒的作用。他在2020年的新书《为什么开车:走向开放道路的哲学》中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束缚。当我们选择被驾驶而不是驾驶时,就丧失了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欲望。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就是大众交通的未来,明天的汽车可能就是只有几个座位的公交车或火车,可以让你到达火车到不了的地方,但仍然是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我们是消极的乘客。无人驾驶汽车将带领我们进入很多道路,包括奴役之路。教育技术的热衷者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转向出口匝道的可能性呢?

(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十分紧密,这似乎是毋容置疑的常识。有人认为先有教育,后有社会,有人认为教育是社会的反映,同时受社会的影响。芝加哥大学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认为学界有两堵高墙将大学与社会隔开。一是物质上的排他性,教室、四方院、宿舍的高墙;有些人因为成本、成绩、年龄、家庭背景等而被拒之门外;另一种是思想神秘主义,围绕学界写作和交流的高墙,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其他人都无法理解。第一种让少数人享受特权,第二种阻碍公众了解学界的科研,学者使用高度专业化训练的智慧花费宝贵的时间生产只有少数专家才能看懂的思想成果。

但是,维持高墙的代价很高。疫情之后,网络让降低门槛变得更容易些,学者只要愿意走出专业术语、技术仪器设备、超级复杂的学界句法和狭隘的学科特有的思想路线的舒适区就可与大众交流。后疫情世界,人们将不得不思考本科教学的排他性和科研的排他性的问题。疫情时代迫使人们认识到大学必须将师生互动作为教育的核心。与目的性很强的暂时活动场所如商场、超市、公交系统或教会不同,大学校园提供的是持久的狂乱,这是学生生活的本质。教育是人的活动,空间的存在是服务于师生互动的而不是相反。将人作为教育的核心意味着师生互动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在线教育转型让人反思人的互动是教育的本质。

社会因素的变化如校园人口的变化也迫使大学做出相应的变化来适应,18-22岁学生群体下降,学生的偏爱和行为也随之变化。非传统学生数量增加,59%的非传统学生拥有全职工作。为适应这些人的需要,灵活的学习生态系统、在线平台、学习管理系统软件提供商提供灵活的学习管理。校企合作,企业培训公司与大学合作解决用人需要和工人技能之间的不匹配,提供特定企业的教育项目,帮助公司填补劳动力的技术人才短缺。

教育不仅传播社会文化,而且自我赋能,让人成为更好的公民,为女性和少数民族争取权利,教育促进经济繁荣,减少暴力犯罪,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增加社会流动性,缩小不平等。不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弗里·古辛(Jeffrey Guhin)质问,教育目的与社会流动性及社会不平等何干?要求学校去培养团结意识、政治责任、对学习的热爱和确保平等机会等,做不到就指责它们,难怪学生觉得异化。学习必须总是有意义的,但只有在安全和充分信任的环境中,学生才能认识到不公和特权,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责任,我们需要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说,当今教育的问题之一是从实用相关性角度看待教育,真正的教育都与日常生活无关。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去研究并非从日常生活体验中产生的议题,将学校当作社会政策制定者的工具往往带有任意性。

结语

2020年的大学教育很容易让人丧失信心,公众对高校充满敌意,与教授是拥豪车、住豪宅的资产阶级形象相反,很多老师不过是房租都有些付不起的戴着博士帽的打工仔而已。学生则抱怨学校关心不够,获得的资金支持更少,打工更多,毕业前景更不确定。大学管理者与教职工之间愈发不信任,人们自然忧心仲仲。

但是,像人文学者那样感到绝望倒大可不必,疫情的确还没有结束,大学教育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需求的探索仍在继续进行中。笔者最后想引用弗吉尼亚大学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9月11日发表在《美国学者》上的“讲授你热爱的文学”的话与各位读者共勉:“文学的最大用途在于激动人心,在于提供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新方式,在于欣赏他人,在于看到未来人生和社会的新希望。文学的乐园已经丧失,但解决办法不是让文学变得再次伟大。出于爱来讲授文学,就会吸引学生回归。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美丽的启明星每天都会出现,为什么不尝试一下随着它一起升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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